研究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冷战拉开序幕,社会心理学家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想知道群体之间的敌意从何而来。一种流行的答案把它归于个人内部:受挫的、适应不良的或心怀偏见的人。谢里夫怀疑原因更简单,也更令人不安:也许,当两个群体都想要某样只有一方能得到的东西时,普通的、适应良好的人就会转而敌视另一个群体。如果敌意是这样开始的,那么要怎样才能结束它?
实验是怎样做的
研究团队从俄克拉何马城招募了22名男孩。他们都即将读完五年级,平均年龄11岁1个月。选择他们的标准是尽可能相似、尽可能“典型”:中产阶级新教家庭,父母双全,在校记录正常,没有已知的问题。每所学校只选一名男孩,已经认识名单上某个人的男孩也被剔除,因此男孩们一开始彼此都是陌生人。他们被分成两组,每组11人,身高、体重和运动能力大体相当。
营地是一处约200英亩(约81公顷)、围着栅栏的童子军营地,四周是俄克拉何马州东南部的罗伯斯洞穴州立公园。两组人分别于1954年6月19日和20日抵达,研究持续了约三周。在男孩们眼中,研究者只是普通的营地工作人员:一位营地主任和几位辅导员。观察者私下做记录,共拍摄了约1200张照片,一些对话还用隐藏的麦克风录了下来。男孩们没有被告知自己身处一项关于群体的实验之中。
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 形成群体。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两组各自生活,起初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通过远足、野炊和共同的杂务,每组都形成了自己的领袖、习惯和队名:响尾蛇队(因为他们总是遇到响尾蛇)和老鹰队。
- 摩擦。随后,工作人员让两组发现彼此,并宣布举办一场锦标赛:棒球、拔河、搭帐篷、木屋检查、寻宝。只有获胜的队伍才能得到奖杯、奖牌和小折刀。
- 融合。最后,研究者尝试减少敌意,先是通过友好接触,然后通过任何一组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
结果如何
竞争迅速催生了敌意。第一场棒球赛还没正式开打,相互辱骂就开始了,而且骂得越来越难听,其中包括针对一名男孩的种族蔑称。老鹰队在拔河中输了之后,扯下并烧掉了响尾蛇队的队旗。响尾蛇队则在夜里突袭老鹰队的木屋,掀翻床铺作为报复。接下来是更多的突袭、偷窃财物和一场斗殴,工作人员几次出面制止,以免男孩们伤到彼此。老鹰队赢得了锦标赛。每组都用溢美之词形容自己,用负面的词语形容对方。
单靠接触没有用。接着,研究者把两组人带到愉快的场合中:一起吃饭、看电影、放烟花。在全部七次这样的接触情境中,摩擦都没有减少,甚至加剧了。聚餐变成了食物大战。
共同目标起了作用。接下来是一系列需要两组共同应对的问题。工作人员偷偷堵住了营地的供水,两组男孩一起寻找并清除了堵塞。工作人员说营地无法承担租电影《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的全部费用,于是两组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凑了钱。在一次露营中,运送食物的卡车“抛锚”了,男孩们用当初拔河的那根绳子一起把它拉了起来。
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供水事件之后,晚饭时敌意又回来了。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共同问题的出现,气氛发生了转变。两组人选择乘同一辆巴士回家,响尾蛇队还用5美元的奖金给剩下的全部20名男孩买了麦乳精奶昔。跨越组别的友谊选择,在响尾蛇队中从6.4%升至36.4%,在老鹰队中从7.5%升至23.2%。排斥响尾蛇队的老鹰队员比例从95%降至47.1%。
谢里夫的结论后来被称为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群体之间的敌意源于对只有一方能得到的东西的竞争,而超然目标(superordinate goals),即双方都想要、但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能够减少敌意。他还认为,一两次这样的经历是不够的,需要一连串的经历。
真实经过(重复实验与批评)
此前还有一次“失败”的夏令营。1954年的报告顺带提到了1953年的一项研究,它在冲突阶段因“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而被叫停。那次夏令营设在纽约州米德尔格罗夫附近,两组分别叫黑豹队和蟒蛇队。作家吉娜·佩里(Gina Perry)根据档案材料和访谈,在《迷失的男孩》(The Lost Boys,2018)一书中重建了那次夏令营。按照她的叙述以及媒体对此书的报道,工作人员偷走衣物、割断旗绳、推倒帐篷,还弄坏了一个男孩的尤克里里,希望每组都把账算到对方头上。然而,男孩们基本上拒绝彼此反目,反而开始怀疑工作人员,还一起把帐篷重新搭了起来。谢里夫终止了这项研究。曾参与其中的赫伯特·凯尔曼(Herbert Kelman)留下的未发表笔记也描述说,男孩们开始把实验者看作真正的“另一个群体”。历史学家指出,谢里夫后来对这次夏令营的描述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
罗伯斯洞穴的冲突有一部分是安排好的。1954年的报告本身就说,工作人员让锦标赛比分保持接近,并且偏向老鹰队;寻宝的结果也是通过路线的设计操纵的。工作人员还安排了用餐时间,好让响尾蛇队先发现自己被烧掉的队旗。佩里根据访谈和档案补充了更多内容:烧旗用的火柴是工作人员提供的,他们在突袭时拍照,看到欺凌行为只做记录而不干预。研究者之一O. J. 哈维(O. J. Harvey)告诉她,团队有意让老鹰队获胜,因为老鹰队里有些人想家,否则这个组可能会散掉。佩里认为,这项研究与其说是对一种理论的检验,不如说更接近于对它的展示。
这些批评本身也有争议。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在为佩里的书所写的书评中同意,其中的欺骗令人不安,但他指出这在那个年代很普遍,并认为小规模的敌意研究仍有其正当性。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克斯·哈斯拉姆(Alex Haslam)则把1953年的“失败”本身视为一项发现:人们如何解读情境,把谁看作“我们”,决定了冲突是否会发生。他们还提出,打架时成年人在一旁袖手旁观,可能传递了敌意是可以接受的信号。
竞争也许并非必要条件。20世纪70年代初,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及其同事在英国发现,即使分组依据的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比如他们据称更喜欢两位画家中的哪一位(实际上男孩们是被随机分配的),男学生们也会偏袒自己的群体。这里没有竞争,自己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这项“最简群体”(minimal group)研究表明,仅仅被分成不同的群体,就足以引发偏袒,这对“真实的利益冲突是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构成了挑战。社会认同理论后来正是从这些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没有完整的重复实验。卢特菲·迪亚卜(Lutfy Diab)1970年的一部专著描述了在黎巴嫩进行的一项类似的夏令营研究。二手资料称,在一组人偷走了作为奖品的刀,并用它威胁另一组的一名男孩之后,研究被放弃;我们未能核实原始文献。
伦理问题
男孩们不知道自己身处实验之中。家长们表示同意并支付了费用,他们知道营地由俄克拉何马大学开办,用于研究群体互动。但据佩里说,招募信描述的是一座健康向上、倡导合作的夏令营,而不是一个让孩子们相互对立的计划。家长被告知不允许探视。两名男孩因想家而回家,也没有任何向男孩们做事后说明的记录。几十年后佩里找到的当年营员,仍然不知道冲突是人为制造的。1953年夏令营的一名男孩对她说:“从道德上讲,这样做是错的。”
现代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几乎肯定不会批准这样的设计。今天,以儿童为对象的研究要求家长对实际将要发生的事情知情同意,要求孩子本人同意,要求保护他们免受伤害、可以随时停止,并在事后给予完整的解释。
对今天的意义
罗伯斯洞穴最经久不衰的启示,也是最令人鼓舞的:在这座营地里,仅仅把敌对的群体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并没有用,但一起为双方都需要的事情努力却有用。后来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的某种版本。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和琳达·特罗普(Linda Tropp)的元分析发现,群体间接触总体上与较少的偏见相关,而且在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954年描述的条件下,比如地位平等、目标共同、相互合作以及得到权威的支持,这种关联更强。
不过,谨慎地界定结论很重要。这只是一座夏令营,22名背景相同的男孩,由成年人引导,冲突和化解冲突的办法都有一部分是安排好的。它表明的是可能发生什么,而不是总会发生什么。而那次被放弃的1953年夏令营则提醒我们:人们不会只是对竞争作出反应,他们能够看穿它,也能够拒绝它。
你能过关吗?
即将推出。你带领两支敌对队伍中的一支。面对一连串营地事件,从输掉一场比赛到水箱损坏,选择你的应对方式,然后看看你的队伍最终会走到哪一步,并与1954年发生的事情相对照。坦白说一句:屏幕无法再现与一个群体共同生活三周的经历,而真实的夏令营是由男孩们信任的成年人塑造的。
常见问题
罗伯斯洞穴实验是什么?
这是穆扎费尔·谢里夫及其同事在1954年进行的一项现场研究。俄克拉何马州一座夏令营里的22名男孩被分成老鹰队和响尾蛇队两组,先在一场锦标赛中相互对抗,然后又面对一些任何一组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
什么是超然目标?
指双方都想要、但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实现,因而只能共同达成的目标。在罗伯斯洞穴,这些目标包括恢复营地的供水、凑钱租一部电影,以及拉动一辆抛锚的卡车。
罗伯斯洞穴实验符合伦理吗?
按今天的标准,不符合。男孩们不知道自己身处实验之中,家长被告知这是一座倡导合作的夏令营,工作人员帮着火上浇油,也没有任何向男孩们做事后说明的记录。1954年时,研究伦理规范远没有今天这样完善。
罗伯斯洞穴实验被重复验证过吗?
没有完整重复过。谢里夫本人1953年的尝试半途而废,因为男孩们拒绝彼此反目,还开始怀疑工作人员。据报道,20世纪60年代在黎巴嫩进行、1970年发表的一项类似研究也被叫停。取而代之的是泰弗尔的最简群体等实验室研究,它们检验的是这一理论的部分内容。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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