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
事故目击者常常会被问到车速。华盛顿大学的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和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怀疑,答案可能部分取决于问题是怎么问的。他们想弄清两件事:问题的措辞会不会改变目击者的估计?如果会,这仅仅关乎人们如何作答,还是问题真的改变了他们日后记住的内容?
实验是怎样做的
实验一。45名学生观看了7段交通事故短片,每段5到30秒,剪辑自驾驶教育影片。每看完一段,他们先描述所见,再回答一组问题。关键的一题大致是:两车“撞击”(hit)时,车速大约是多少?对不同的小组(每组9名学生),这个动词分别换成了“猛撞”(smashed)、“相撞”(collided)、“碰撞”(bumped)或“接触”(contacted)。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
其中4段影片拍摄的是以已知速度(20、30、40和40英里/小时)安排的撞车,研究者因此可以把估计值与实际速度作比较。
实验二。另一组150名学生观看了一段不到一分钟的影片,内容是一起持续约4秒的多车事故。看完后,他们描述事故并回答问题。其中50人被问到两车“猛撞”时的车速,50人被问到两车“撞击”时的车速,另外50人根本没有被问到车速。
一周后,学生们回到实验室,在不重看影片的情况下又回答了10个问题。其中藏着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看到碎玻璃了吗?影片里并没有碎玻璃。
结果如何
动词改变了数字。在实验一中,平均速度估计随动词的强度而上升:
- 猛撞:40.8英里/小时
- 相撞:39.3英里/小时
- 碰撞:38.1英里/小时
- 撞击:34.0英里/小时
- 接触:31.8英里/小时
这一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人们判断实际车速的能力也很差:以20英里/小时和以40英里/小时拍摄的撞车,得到的估计值相近,都在约36到40英里/小时之间。作者的结论是,与实际车速相比,问题的措辞能解释的差异要大得多。
动词“种下”了玻璃。在实验二中,“猛撞”组给出的速度估计再次高于“撞击”组(10.46对8.00英里/小时)。一周后,“猛撞”组50人中有16人说看到过碎玻璃,而“撞击”组50人中只有7人,没被问到车速的一组50人中有6人。换算成比例,是32%对14%。
这是更重要的结果。洛夫特斯和帕尔默已经指出,速度上的发现可能只是反映了一种反应偏差:没有把握的人倾向于报出动词所暗示的数字。而玻璃问题问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周之后才问。即使只比较速度估计相近的人,听到“猛撞”的人仍然更可能报告看到了玻璃。
他们的解释是,记忆融合了两种信息:一个人当时感知到的,以及事后得知的。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合而为一,人们再也分不清哪个细节来自哪里。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拥有的只是一份‘记忆’。”一个说两车“猛撞”的问题,加入了猛烈撞击的意象,而在猛烈的撞击中,出现碎玻璃似乎顺理成章。
真实经过(重复实验与批评)
动词效应并不像它的名气那样牢靠。1974年的这项研究被引用极多,但速度效应并不容易重现。凯文·霍姆斯(Kevin Holmes)、莉娜·卡辛(Lena Kassin)和斯蒂芬·弗卢斯伯格(Stephen Flusberg)2024年的一篇论文列举了此前的尝试:有的研究发现“猛撞”“撞击”和“碰撞”之间没有差别(里德[Read]等人,1978年;麦卡利斯特[McAllister]等人,1988年;拉古纳特[Raghunath]等人,2021年),另一些研究则只在特定条件下发现了效应,例如事故场景不熟悉时,或者在七、八年级学生中出现、在更年幼的儿童或大学生中却没有出现。
霍姆斯等人随后进行了三项预注册的在线研究,共有1204名美国参与者观看一段9秒的两车事故视频。他们没有发现动词对速度估计的总体效应,即使对比最极端的一对,“猛撞”和“接触”,也是如此。探索性分析显示,先写下较长事故描述的人,效应较弱;认为两个动词在严重程度上差别较大的人,效应也较弱。这些线索仍有待检验。他们的研究没有考察碎玻璃,因此1974年那第二个、也更重要的发现,至今还没有在可比的规模上检验过。
兹万(Zwaan)和埃尔兰(Eerland)在洛夫特斯的支持下,提议开展一项大型的多实验室直接重复实验;截至2025年9月,这个项目仍在等待资助。
错误信息效应更站得住脚。1974年的研究成为一个规模大得多的研究计划的奠基实验之一。1978年,洛夫特斯、D. G. 米勒(D. G. Miller)和H. J. 伯恩斯(H. J. Burns)给195名学生看了一组幻灯片:一辆车停在“停车”标志或“让行”标志前,随后向其中一部分人提出一个提到错误标志的问题。之后让他们在两张幻灯片中二选一,得到准确信息的人选对的比例是75%,受到误导的人只有41%。洛夫特斯后来把错误信息效应定义为:接触误导信息之后,记忆报告发生的变化,通常是变差。塞拉·维歇特(Sera Wiechert)等人近期的一项重复实验(洛夫特斯是合著者)再次发现,受到误导的参与者选对标志的次数更少。
对整个事件的记忆。1995年,洛夫特斯和杰奎琳·皮克雷尔(Jacqueline Pickrell)更进一步。在每位参与者的一名亲属帮助下,他们向24人讲述了三件真实的童年往事和一件编造的事:小时候在购物中心走失。其中6人(25%)后来报告了对这件编造之事完整或部分的记忆。作者把这作为此类记忆可能形成的证据,而不是对其发生频率的估计。
吉莉恩·墨菲(Gillian Murphy)等人2023年在爱尔兰进行了一项预注册重复实验,共有123名参与者。研究者判断,到最后一次访谈时,形成了虚假记忆的人占35%,其中大多是部分记忆。然而,参与者中只有14%自己说记得这件事,另有52%说相信它发生过。
这一落差如今正处在一场激烈争论的中心。伯尼斯·安德鲁斯(Bernice Andrews)和克里斯·布鲁因(Chris Brewin)2024年重新分析访谈记录后发现:被判定有虚假记忆的人,平均只回忆起6个暗示细节中的不到2个;许多人从未明确回忆起自己走失过;约一半的人描述的经历可能是真实的,而且可以与编造的事件区分开来。按照他们更严格的标准,虚假记忆的比例降到了约4%。韦德(Wade)、洛夫特斯等人(2025年)回应说,记忆是重构性的,虚假记忆自然会把真实的片段与暗示混在一起,而且即使比例很低,在实践中也很重要。另一些学者,如若菲娅·绍伊卡(Zsofia Szojka)等人(2025年),则认为虚假记忆的编码太不可靠,而且购物中心走失的故事太过可信,难以说明人们对更罕见、更严重事件的虚假记忆。
完全没有暗示的情况。同样在1995年,罗迪格(Roediger)和麦克德莫特(McDermott)重新启用了迪斯(Deese)1959年的一种方法。参与者听到一些词表,比如桌子、坐、腿、座位、软、书桌……(table, sit, legs, seat, soft, desk…),所有词都与一个从未说出的词有关:椅子(chair)。之后,他们有40%的时候回忆出了这个缺失的词;在再认测验中,有84%的时候“认出”了它,几乎和真正听到过的词一样频繁。这项DRM任务表明,仅凭联想,记忆就能产生自信的错误,根本不需要误导性的问题。
伦理问题
1974年的研究涉及轻微的欺骗:从论文来看,参与者没有被告知,某个问题的措辞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而碎玻璃问题考的是对一件从未出现过的东西的记忆。论文没有描述事后说明。影片是标准的驾驶教育材料,也没有迹象显示参与者感到痛苦。类似的设计如今很可能会获得批准,只需在结束时向参与者说明真相。
购物中心走失这种方法引出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它要靠亲属帮忙,让参与者相信关于自己童年的一件假事。在2023年的重复实验中,参与者事后得到了说明;当被告知其中一个故事是编造的时,85%的人正确指出了购物中心走失的那一件。
对今天的意义
证据最充分的结论是那个宽泛的结论:每当我们回忆某件事时,记忆都会被重建一次,而事后从提问、交谈或新闻报道中得来的信息,可能会融入其中。正因如此,1978年的路标研究以及此后的大量研究,影响了研究者对警方询问和目击证词的看法。
更狭窄的说法,即一个动词能稳定地让目击者的估计增加约9英里/小时,如今已不确定。
由此可以引出几个实用的习惯,尽管它们超出了这些研究所检验的范围:
- 如果你目睹了重要的事情,在和别人交谈或阅读相关报道之前,先把你记得的内容写下来。
- 问别人发生了什么时,用中性的问题(“你看到了什么?”),而不是暗示答案的问题。
- 确信并不等于证据。自信的记忆里,仍可能有来自别处的细节。
你能过关吗?
即将推出。观看一段简短的动画碰撞,估计车速;问题中的动词是随机选择的。之后你会被问到自己看见了什么,最后可以把你的答案与1974年的结果和2024年的重复实验并排比较。需要说明一点:一旦你知道这个实验在研究什么,它的效应很可能会弱得多。
常见问题
洛夫特斯与帕尔默的车祸实验发现了什么?
参与者观看交通事故影片后,被问到两车“猛撞”“相撞”“碰撞”“撞击”或“接触”时车速有多快。估计值随动词的强度上升,从“接触”时的31.8英里/小时升到“猛撞”时的40.8英里/小时。在第二项实验中,被问到“猛撞”问题的人,一周后说自己看到过碎玻璃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多,而影片里根本没有碎玻璃。
洛夫特斯与帕尔默的研究被重复验证过吗?
结果不一。后来的几项研究发现动词对速度估计没有影响,或者只在某些人群或场景中有影响。2024年,三项共有1204名参与者的预注册在线研究没有发现总体效应。而更广泛的发现,即事后的误导信息会改变记忆报告,则站得住脚得多。
什么是错误信息效应?
指人们接触到关于某一事件的误导信息之后,所报告的记忆内容发生变化,通常是变差。在1978年的一项经典研究中,被告知错误路标的人只有41%选对了正确的路标,而得到准确信息的人有75%选对。
什么是“购物中心走失”研究?
1995年,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杰奎琳·皮克雷尔在亲属的帮助下,向24人讲述了一个编造的故事:他们小时候曾在购物中心走失。其中6人后来报告了对此事完整或部分的记忆。2023年在爱尔兰进行的一项预注册重复实验报告的比例为35%,但2024年的一项再分析认为,真正的虚假记忆比例要低得多,争论仍在继续。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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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ftus, E. F., Miller, D. G., & Burns, H. J. (1978). Semantic integration of verbal information into a visual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4(1), 19–31. doi:10.1037/0278-7393.4.1.19
- Loftus, E. F., & Pickrell, J. E. (1995).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 Psychiatric Annals, 25(12), 720–725. doi:10.3928/0048-5713-19951201-07
- Roediger, H. L., III, & McDermott, K. B. (1995). Creating false memories: Remembering words not presented in lis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1(4), 803–814. doi:10.1037/0278-7393.21.4.803
- Loftus, E. F. (2005). Planting misinformation in the human mind: A 30-year investigation of the malleability of memory. Learning & Memory, 12, 361–366. doi:10.1101/lm.9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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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chert, S., Verschueren, A., Ben-Shakhar, G., Pertzov, Y., Loftus, E. F., & Verschuere, B. (2026). 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 A contemporary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Loftus et al. (1978) to investigate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52(7), 1225–1241. doi:10.1037/xlm0001529
- Zwaan, R. (2025, September 8). Memory, misinformation, and the need to replicate. Substack. rolfzwaan.substack.com/p/memory-misinformation-and-the-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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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s, B., & Brewin, C. R. People likely aren't as susceptible to false memories as researchers thought. Scientific American, 333(1).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people-likely-arent-as-susceptible-to-false-memories-as-researchers-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