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
1964年3月,28岁的女子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纽约皇后区丘园(Kew Gardens)的家附近遇袭身亡。两周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头版刊登了马丁·甘斯伯格(Martin Gansberg)的一篇报道,称有38位邻居目睹了袭击,却没有一个人在事发时报警。该报都市版主编A. M. 罗森塔尔(A. M. Rosenthal)后来把它扩写成一本小书《三十八名目击者》(Thirty-Eight Witnesses)。
纽约的两位年轻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对当时流行的解释,即人们变得冷漠了,心存怀疑。他们猜想原因更为平常:也许恰恰因为有那么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才没有人采取行动。他们的问题很简单:目睹紧急事件的人数,会不会影响其中任何一个人是否出手相助?
实验是怎样做的
癫痫发作研究(达利和拉塔内,1968)。纽约大学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通过对讲机与其他学生讨论大学生活中的个人问题。为了保持匿名,每个人都单独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实验者还说他不会旁听。每次只有一个麦克风能用,每人约两分钟。
实际上,其他所有声音都是录音。一开始,一名“学生”提到自己容易癫痫发作。后来又轮到他时,他似乎发作了:大约一分钟后,他开始语无伦次,在他发言大约两分钟时便没了声音。真正的参与者看不到其他人,也无法和他们交谈,无从知道是否已经有人在采取行动。
关键的变量是参与者以为在听的群体规模:只有自己和受害者,另有一人,或者另有四人。所谓帮助,是指离开房间,去告诉走廊那头的实验助手。如果六分钟过去仍无人这样做,实验便告结束。
烟雾研究(拉塔内和达利,1968)。哥伦比亚大学的男生坐在一间等候室里填写问卷。随后,烟雾开始从墙上的通风口涌进来,直到房间里很难看清东西。有些人是独自一人。有些人身边坐着两个与研究者合作的人,他们镇定地对烟雾视若无睹。还有一些人则是三名真正的参与者在一起。
结果如何
在癫痫发作研究中,想象中的人群产生的效应很清楚:
- 当参与者以为自己是唯一能听到的人时,85%的人在发作结束前报告了情况,平均用时52秒。
- 另有一名听者时,比例为62%,平均用时93秒。
- 另有四名听者时,只有31%的人报告,平均用时166秒。
- 到实验结束时,两人组中的每个人都报告了情况,而规模最大的组中只有62%。几乎所有出手相助的人都是早早行动的;凡是坐了三分钟没动的人,后来都没有再去。
这些数字来自主要比较中的52名女性。在参加实验的72名学生中,有两人因为不相信紧急情况是真的而被排除;其余18人参加的是“另有一名听者”条件的几种变式。
另一名听者是男性、女性还是医学生,没有造成明显差别;在16项人格和背景指标中,只有一项(学生成长地社区的规模)与他们报告的快慢有关。
至关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去的人并非漠不关心。许多人表现出明显的紧张迹象,比如双手发抖、手心出汗,看上去甚至比去求助的人更加不安。作者们并不认为这些学生选择了袖手旁观。他们是被卡在了“做点什么”和“害怕反应过度或多管闲事”之间。
烟雾研究呈现出相似的图景。独自一人时,75%的学生报告了烟雾。身边有两个对烟雾视若无睹的镇定陌生人时,只有10%的人报告;其余的人在满屋烟雾中继续填写表格。在三名真正参与者组成的小组中,只有38%的小组有人报告。事后,没有报告的人给出了各种让自己安心的解释,从蒸汽、雾霾,到一种据说能让他们诚实作答的“吐真气体”。
达利和拉塔内提出了两种机制:
- 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有其他人在场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采取行动的个人义务减轻了,袖手旁观的责任也由大家分担。
- 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在情况不明时,人们会观察别人。如果每个人都努力显得镇定,每个人就都会得出结论:没什么严重的事。
他们后来把助人描述为一连串决定,每一步都可能失败:注意到事件,把它解读为紧急情况,认定这是自己的责任,选择怎样帮助,然后行动。他们自己也提醒,现实中的人并不会如此井然有序地走完这些步骤。
真实经过(重复实验与批评)
吉诺维斯的故事并不是报纸说的那样。2007年,心理学家雷切尔·曼宁(Rachel Manning)、马克·莱文(Mark Levine)和艾伦·柯林斯(Alan Collins)在地方历史学者小约瑟夫·德梅(Joseph De May Jr.)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查阅了庭审记录和其他文件。他们没有找到存在38名目击者的证据。袭击有两次,而不是三次,第二次发生在一栋楼里面,大多数邻居都看不到。在庭审中作证的五位邻居里,只有三位看到过吉诺维斯和袭击者在一起,而且没有人说自己看到了行凶。第一次袭击后,一位邻居从窗口大喊,袭击者便逃走了。后来的叙述称,有居民报了警,一位名叫索菲(或索菲娅)·法勒(Sophie/Sophia Farrar)的邻居来到了她身边。警察赶到时,吉诺维斯还活着。
2016年,《纽约时报》在为杀害她的凶手刊登的讣告中,亲口承认其1964年的头版报道存在缺陷,严重夸大了目睹袭击的人数和他们所看到的内容。纪录片《目击者》(The Witness,2015)跟随她的弟弟比尔·吉诺维斯(Bill Genovese),记录了他多年来追寻真相的历程。他找到了一位报过警的邻居,还有一位一直陪着他姐姐、直到救援赶来的朋友;其他大多数人只是听到了呼喊声。
曼宁及其同事小心地把神话与科学区分开来。他们认为旁观者效应是该领域重复得最好的结果之一,它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那篇报道是否属实。他们担心的是,“38名目击者的寓言”让一代又一代学生主要把群体看作人们不出手相助的原因。他们考察的十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全都讲了这个故事,而且全都说在吉诺维斯死前没有人干预。
效应是真实的,但不是全貌。2011年,彼得·菲舍尔(Peter Fischer)及其同事合并了来自多项研究的105个独立效应量,参与者共7700多人。总体而言,他人在场确实减少了助人行为。但当紧急情况明显危险、有加害者在场、以及助人需要付出身体代价时,这一效应较弱。他们讨论的一种解释是:危险的情境更快被识别为紧急情况,由此引发的警觉会推动人们行动。
现实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象。2020年,理查德·菲尔波特(Richard Philpot)、拉塞·利布斯特(Lasse Liebst)、马克·莱文及其同事分析了219段监控录像,内容是发生在英国兰卡斯特、荷兰阿姆斯特丹和南非开普敦的公共场所攻击性冲突,从争吵到斗殴不等。其中90.9%的冲突中至少有一名旁观者出手干预,平均有将近四个人这样做。三个国家的干预率没有差别。而且旁观者越多,有人出手相助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与实验室的结果并不矛盾。监控录像研究测量的是群体中是否有任何人出手,而不是每个人出手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人群中,每个人分担的责任仍可能会缩小。但它把问题从“为什么没人帮忙?”变成了“什么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帮忙?”作者们也指出了局限:录像没有声音,取自夜生活区域,而且无法显示因果关系。
伦理问题
癫痫发作研究依赖欺骗:参与者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一名同学正在经历真实的医疗紧急情况。这让其中许多人感到痛苦,实验者在那些没有去求助的人身上看到了强烈焦虑的迹象。
实验一结束,助手就说明了其中的欺骗,并与参与者谈论了他们的感受。据作者说,每位参与者都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思,表示理解,并觉得欺骗是必要且合理的。今天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是否会批准同样的设计,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蓄意制造一场医疗危机会受到严格审视,任何批准都需要充分的理由和细致的事后关怀。
对今天的意义
最初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和共担的责任多么容易让普通的、有爱心的人僵在原地。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冲突中,人们通常确实会出手。两者都指向一些实用的习惯。这些是对研究发现的应用,而不是1968年的研究直接检验过的内容:
- 如果你需要帮助,就消除疑虑。明确说出这是紧急情况,这样就没有人需要从别人镇定的表情里去猜。
- 只请一个人。“穿蓝夹克的那位,请叫救护车”,能把共担的责任变成个人的责任。
- 如果你是旁观者,去确认,而不是想当然。别人一动不动,可能是因为困惑,而不是判断没有问题。问一句“你还好吗?”并不费什么事。
- 你很少是孤身一人。在监控录像研究中,帮助通常来自好几个人。率先出手,往往能让其他人更容易加入。
你能过关吗?
即将推出。你正在填一张表格,房间里开始出现异常,而周围的人都没有反应。决定什么时候行动,或者要不要行动,然后与独自一人时报告烟雾的75%、以及身边有两个镇定陌生人时报告的10%相比较。坦白说一句: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助人的测试,一切就都不同了,而这正是最初的研究要依赖欺骗的原因。
常见问题
什么是旁观者效应?
这一发现是指:当一个人认为还有其他人在场时,他在紧急情况下伸出援手的可能性会降低,或者行动得更慢。在达利和拉塔内1968年的癫痫发作研究中,以为只有自己和受害者在场的学生中,85%在发作结束前报告了情况;而以为另有四人也能听到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为31%。
真的有38个人眼睁睁看着基蒂·吉诺维斯被杀害而无动于衷吗?
没有。这一说法出自《纽约时报》1964年的一篇文章,后来的研究和《纽约时报》自己都称其严重夸大。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了部分经过,第二次袭击发生在大多数邻居看不到的地方,而且至少有一位邻居报了警,另一位前去帮助她。
旁观者效应是真的吗?
在实验室里,是的:它已被多次发现。2011年一项涵盖7700多名参与者的元分析证实了这一效应,但发现它在危险的紧急情况下较弱。在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现实公共冲突中,大约十次中有九次至少有一名旁观者出手干预,而且旁观者越多,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大,而不是越小。
怎样才能确保自己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帮助?
研究提示,要减少疑虑和共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这是紧急情况,并请某个具体的人去做某件具体的事,比如叫救护车。这是对研究发现的应用,而不是1968年的研究直接检验过的内容。
资料来源
-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doi:10.1037/h0025589
- Latané, B., & Darley, J. M. (1968).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 215–221. doi:10.1037/h0026570
- Latané, B., & Darley, J. M. (1969). Bystander 'apathy'. American Scientist, 57(2), 244–268. www.truthaboutnursing.org/research/orig/latane_and_darley/bystander_apathy.pdf
- Latané, B., & Darley, J. M. (1970).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Appleton-Century-Crofts.
- Manning, R., Levine, M., & Collins, A. (2007). 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lping: 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6), 555–562. doi:10.1037/0003-066X.62.6.555
- Gansberg, M. (1964, March 27). 37 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 The New York Times, p. 1.
- McFadden, R. D. (2016, April 4). Winston Moseley, 81, killer of Kitty Genovese, dies in prison. The New York Times. bendbulletin.com/2016/04/07/his-killing-of-genovese-shocked-the-nation
- Solomon, J. (Director), & Genovese, W. (Executive Producer) (2015). The Witness [Documentary film]. www.wfae.org/npr-arts-life/2016-06-02/the-witness-looks-back-at-those-accused-of-ignoring-a-murder
- Fischer, P., Krueger, J. I., Greitemeyer, T., Vogrincic, C., Kastenmüller, A., Frey, D., Heene, M., Wicher, M., & Kainbacher, M. (2011). The bystander-eff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and non-dangerous emergenc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517–537. doi:10.1037/a0023304
- Philpot, R., Liebst, L. S., Levine, M., Bernasco, W., & Lindegaard, M. R. (2020). Would I be helped? Cross-national CCTV footage shows that intervention is the norm in public confli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5(1), 66–75. doi:10.1037/amp0000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