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M. Darley, Bibb Latané · 1968

旁观者效应实验

当好几个人同时目睹一起紧急事件时,他们每个人伸出援手的可能性都会降低吗?

  • 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 已被重复验证,但有保留

研究问题

1964年3月,28岁的女子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纽约皇后区丘园(Kew Gardens)的家附近遇袭身亡。两周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头版刊登了马丁·甘斯伯格(Martin Gansberg)的一篇报道,称有38位邻居目睹了袭击,却没有一个人在事发时报警。该报都市版主编A. M. 罗森塔尔(A. M. Rosenthal)后来把它扩写成一本小书《三十八名目击者》(Thirty-Eight Witnesses)。

纽约的两位年轻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对当时流行的解释,即人们变得冷漠了,心存怀疑。他们猜想原因更为平常:也许恰恰因为有那么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才没有人采取行动。他们的问题很简单:目睹紧急事件的人数,会不会影响其中任何一个人是否出手相助?

实验是怎样做的

癫痫发作研究(达利和拉塔内,1968)。纽约大学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通过对讲机与其他学生讨论大学生活中的个人问题。为了保持匿名,每个人都单独坐在一个小房间里,实验者还说他不会旁听。每次只有一个麦克风能用,每人约两分钟。

实际上,其他所有声音都是录音。一开始,一名“学生”提到自己容易癫痫发作。后来又轮到他时,他似乎发作了:大约一分钟后,他开始语无伦次,在他发言大约两分钟时便没了声音。真正的参与者看不到其他人,也无法和他们交谈,无从知道是否已经有人在采取行动。

关键的变量是参与者以为在听的群体规模:只有自己和受害者,另有一人,或者另有四人。所谓帮助,是指离开房间,去告诉走廊那头的实验助手。如果六分钟过去仍无人这样做,实验便告结束。

烟雾研究(拉塔内和达利,1968)。哥伦比亚大学的男生坐在一间等候室里填写问卷。随后,烟雾开始从墙上的通风口涌进来,直到房间里很难看清东西。有些人是独自一人。有些人身边坐着两个与研究者合作的人,他们镇定地对烟雾视若无睹。还有一些人则是三名真正的参与者在一起。

结果如何

在癫痫发作研究中,想象中的人群产生的效应很清楚:

这些数字来自主要比较中的52名女性。在参加实验的72名学生中,有两人因为不相信紧急情况是真的而被排除;其余18人参加的是“另有一名听者”条件的几种变式。

另一名听者是男性、女性还是医学生,没有造成明显差别;在16项人格和背景指标中,只有一项(学生成长地社区的规模)与他们报告的快慢有关。

至关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去的人并非漠不关心。许多人表现出明显的紧张迹象,比如双手发抖、手心出汗,看上去甚至比去求助的人更加不安。作者们并不认为这些学生选择了袖手旁观。他们是被卡在了“做点什么”和“害怕反应过度或多管闲事”之间。

烟雾研究呈现出相似的图景。独自一人时,75%的学生报告了烟雾。身边有两个对烟雾视若无睹的镇定陌生人时,只有10%的人报告;其余的人在满屋烟雾中继续填写表格。在三名真正参与者组成的小组中,只有38%的小组有人报告。事后,没有报告的人给出了各种让自己安心的解释,从蒸汽、雾霾,到一种据说能让他们诚实作答的“吐真气体”。

达利和拉塔内提出了两种机制:

他们后来把助人描述为一连串决定,每一步都可能失败:注意到事件,把它解读为紧急情况,认定这是自己的责任,选择怎样帮助,然后行动。他们自己也提醒,现实中的人并不会如此井然有序地走完这些步骤。

真实经过(重复实验与批评)

吉诺维斯的故事并不是报纸说的那样。2007年,心理学家雷切尔·曼宁(Rachel Manning)、马克·莱文(Mark Levine)和艾伦·柯林斯(Alan Collins)在地方历史学者小约瑟夫·德梅(Joseph De May Jr.)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查阅了庭审记录和其他文件。他们没有找到存在38名目击者的证据。袭击有两次,而不是三次,第二次发生在一栋楼里面,大多数邻居都看不到。在庭审中作证的五位邻居里,只有三位看到过吉诺维斯和袭击者在一起,而且没有人说自己看到了行凶。第一次袭击后,一位邻居从窗口大喊,袭击者便逃走了。后来的叙述称,有居民报了警,一位名叫索菲(或索菲娅)·法勒(Sophie/Sophia Farrar)的邻居来到了她身边。警察赶到时,吉诺维斯还活着。

2016年,《纽约时报》在为杀害她的凶手刊登的讣告中,亲口承认其1964年的头版报道存在缺陷,严重夸大了目睹袭击的人数和他们所看到的内容。纪录片《目击者》(The Witness,2015)跟随她的弟弟比尔·吉诺维斯(Bill Genovese),记录了他多年来追寻真相的历程。他找到了一位报过警的邻居,还有一位一直陪着他姐姐、直到救援赶来的朋友;其他大多数人只是听到了呼喊声。

曼宁及其同事小心地把神话与科学区分开来。他们认为旁观者效应是该领域重复得最好的结果之一,它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那篇报道是否属实。他们担心的是,“38名目击者的寓言”让一代又一代学生主要把群体看作人们不出手相助的原因。他们考察的十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全都讲了这个故事,而且全都说在吉诺维斯死前没有人干预。

效应是真实的,但不是全貌。2011年,彼得·菲舍尔(Peter Fischer)及其同事合并了来自多项研究的105个独立效应量,参与者共7700多人。总体而言,他人在场确实减少了助人行为。但当紧急情况明显危险、有加害者在场、以及助人需要付出身体代价时,这一效应较弱。他们讨论的一种解释是:危险的情境更快被识别为紧急情况,由此引发的警觉会推动人们行动。

现实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象。2020年,理查德·菲尔波特(Richard Philpot)、拉塞·利布斯特(Lasse Liebst)、马克·莱文及其同事分析了219段监控录像,内容是发生在英国兰卡斯特、荷兰阿姆斯特丹和南非开普敦的公共场所攻击性冲突,从争吵到斗殴不等。其中90.9%的冲突中至少有一名旁观者出手干预,平均有将近四个人这样做。三个国家的干预率没有差别。而且旁观者越多,有人出手相助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与实验室的结果并不矛盾。监控录像研究测量的是群体中是否有任何人出手,而不是每个人出手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人群中,每个人分担的责任仍可能会缩小。但它把问题从“为什么没人帮忙?”变成了“什么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帮忙?”作者们也指出了局限:录像没有声音,取自夜生活区域,而且无法显示因果关系。

伦理问题

癫痫发作研究依赖欺骗:参与者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一名同学正在经历真实的医疗紧急情况。这让其中许多人感到痛苦,实验者在那些没有去求助的人身上看到了强烈焦虑的迹象。

实验一结束,助手就说明了其中的欺骗,并与参与者谈论了他们的感受。据作者说,每位参与者都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思,表示理解,并觉得欺骗是必要且合理的。今天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是否会批准同样的设计,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蓄意制造一场医疗危机会受到严格审视,任何批准都需要充分的理由和细致的事后关怀。

对今天的意义

最初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和共担的责任多么容易让普通的、有爱心的人僵在原地。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冲突中,人们通常确实会出手。两者都指向一些实用的习惯。这些是对研究发现的应用,而不是1968年的研究直接检验过的内容:

你能过关吗?

即将推出。你正在填一张表格,房间里开始出现异常,而周围的人都没有反应。决定什么时候行动,或者要不要行动,然后与独自一人时报告烟雾的75%、以及身边有两个镇定陌生人时报告的10%相比较。坦白说一句: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助人的测试,一切就都不同了,而这正是最初的研究要依赖欺骗的原因。

常见问题

什么是旁观者效应?

这一发现是指:当一个人认为还有其他人在场时,他在紧急情况下伸出援手的可能性会降低,或者行动得更慢。在达利和拉塔内1968年的癫痫发作研究中,以为只有自己和受害者在场的学生中,85%在发作结束前报告了情况;而以为另有四人也能听到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为31%。

真的有38个人眼睁睁看着基蒂·吉诺维斯被杀害而无动于衷吗?

没有。这一说法出自《纽约时报》1964年的一篇文章,后来的研究和《纽约时报》自己都称其严重夸大。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到了部分经过,第二次袭击发生在大多数邻居看不到的地方,而且至少有一位邻居报了警,另一位前去帮助她。

旁观者效应是真的吗?

在实验室里,是的:它已被多次发现。2011年一项涵盖7700多名参与者的元分析证实了这一效应,但发现它在危险的紧急情况下较弱。在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现实公共冲突中,大约十次中有九次至少有一名旁观者出手干预,而且旁观者越多,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大,而不是越小。

怎样才能确保自己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帮助?

研究提示,要减少疑虑和共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这是紧急情况,并请某个具体的人去做某件具体的事,比如叫救护车。这是对研究发现的应用,而不是1968年的研究直接检验过的内容。

资料来源

  1.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doi:10.1037/h0025589
  2. Latané, B., & Darley, J. M. (1968).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 215–221. doi:10.1037/h0026570
  3. Latané, B., & Darley, J. M. (1969). Bystander 'apathy'. American Scientist, 57(2), 244–268. www.truthaboutnursing.org/research/orig/latane_and_darley/bystander_apathy.pdf
  4. Latané, B., & Darley, J. M. (1970).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Why doesn't he help? Appleton-Century-Crofts.
  5. Manning, R., Levine, M., & Collins, A. (2007). 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lping: 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6), 555–562. doi:10.1037/0003-066X.62.6.555
  6. Gansberg, M. (1964, March 27). 37 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 The New York Times, p. 1.
  7. McFadden, R. D. (2016, April 4). Winston Moseley, 81, killer of Kitty Genovese, dies in prison. The New York Times. bendbulletin.com/2016/04/07/his-killing-of-genovese-shocked-the-nation
  8. Solomon, J. (Director), & Genovese, W. (Executive Producer) (2015). The Witness [Documentary film]. www.wfae.org/npr-arts-life/2016-06-02/the-witness-looks-back-at-those-accused-of-ignoring-a-murder
  9. Fischer, P., Krueger, J. I., Greitemeyer, T., Vogrincic, C., Kastenmüller, A., Frey, D., Heene, M., Wicher, M., & Kainbacher, M. (2011). The bystander-eff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and non-dangerous emergenc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517–537. doi:10.1037/a0023304
  10. Philpot, R., Liebst, L. S., Levine, M., Bernasco, W., & Lindegaard, M. R. (2020). Would I be helped? Cross-national CCTV footage shows that intervention is the norm in public confli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5(1), 66–75. doi:10.1037/amp0000469